年秋天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带着一对母子来到唐山，找到了唐山启新洋灰厂的一个女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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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林
王林和这位女工打完招呼后，留下那对母子与女工交谈。
女工说：
“呦，让我看看这个孩子……长得真不错！几个月了？”
孩子母亲小声回答：
“6个多月了。”
“你们打算要多少钱？”
“55块大洋吧！”
“55块不少了呀！我再仔细看看孩子。”
女工抱过孩子，左右打量，从她的表情看来，她对这个孩子挺满意的，但她觉得有点贵：
“能便宜点吗？”
“大姐，要不是急着用钱，我们也不至于卖孩子啊！”
“这年头谁都缺钱，谈不拢就算了。”
女工说完就打算走，孩子母亲拉住她：
“50块怎么样？不能再少了！”
“行吧，看你这孩子挺健康的，我吃点亏买了吧！”
女工拿出一张契约，上面写着：
“立契人：……卖后老死不相往来，不可探望。”
孩子母亲怀着沉重的心情，签下了契约。
接着，她们一手交钱款一手交孩子，双方达成交易。
这位卖孩子的母亲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，她叫贾琏，是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的爱人。
年5月，高文华出席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会议，会上，毛主席在台上大声招呼道：
“同志，请到前面来坐。这位同志，又高又有文化，是一名虎将！”
高文华为什么让爱人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？
毛主席为什么称他为虎将？
谜底还需慢慢揭开。
一、举起益阳第一面党旗
高文华，原名廖剑凡，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春乡（今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）南湖墺村。父亲廖若冰，是一个小学教员，同盟会会员，家里有一点田产，算个富农。
13岁那年，高文华被送到祖父与别人合伙开的一家豆腐店当学徒。
一年后，又到益阳利隆宏杂货店当店员，做了两年帮工。
年，高文华从益阳来到长沙，在北门毛家桥光华电灯公司当工人，电灯公司的工作一般是晚上，所以白天基本上是空闲的。这样，他白天有空就去雅礼学堂办的补习学校，学习国文、数学、英语。
年，高文华家里来了一个女孩，父亲告诉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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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琏
“她叫贾琏，她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，不久前去世了。你与她是指腹为婚，现在搬到我们家里来，相当于提前给你当妻子了。”
“我不同意！”
“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”
高文华本来就十分反对包办婚姻，当他得知贾琏没读过几年书后，对这位“妻子”就更加不满了。
高文华的母亲见贾琏家境落魄，也表示反对这门亲事。16岁的贾琏在廖家受到了冷遇，日子很不好过。
当时，在益阳县立国民小学教书的高文华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，非常生气。他把贾琏送到益阳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学习缝纫。贾琏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进入学校后，她认真学习缝纫技术，如饥似渴阅读进步书刊。
在新思想的熏陶下，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在“丈夫”家的遭遇，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造成的。于是，贾琏积极参加反封建、反专权、追求男女平权的斗争，同其他的进步青年组织游行示威、破坏封建校规、反对包办婚姻等活动。
正当贾琏决心冲破封建牢笼，解除包办婚姻关系时，高文华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年秋，高文华转到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，即船山学社学习，受到了李维汉、姜梦周的谆谆教导，在这里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成为一名进步青年。
年“二七”大罢工后两天，在李维汉、姜梦周推荐下，高文华加入中国共青团。
高文华逐渐懂得：
只有将工人组织起来，与恶势力作斗争，推翻旧世界，才有穷人的出路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廖去恶。同时，他意识到“妻子”贾琏和自己一样，都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受害者，自己以前对她的冷漠态度是错误的。
于是，他在离家两年后给贾琏写了第一封信，信中说道：
“中国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过去我十分愚昧，让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使你吃了很多苦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你要组织女同胞参加社会上的反封建活动，不推翻旧社会，中国的女性与劳苦大众一样是不会得救的。”
高文华的这封信，给了贾琏莫大的鼓舞。每次收到他寄送的《向导》、《先驱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明声》和《独秀文存》等进步书刊，贾琏总是手不释卷，有时甚至一连看几个通宵。
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，她逐步懂得工农求翻身闹革命的道理。在密集的书信往来中，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，从包办婚姻逐渐走向自愿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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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文华
一年春节，高文华从长沙回家过年。在贾琏的央求下，他每天都给贾琏讲革命道理。贾琏听了他的讲解，参加革命的心情日益迫切。
有一天，贾琏试探性地问高文华：
“如果我出去干革命，你会同意吗？”
高文华诚恳地回答：
“干革命，男女都一样，我为什么会不同意呢？”
高文华的这一番话，不仅表明了两人共同的革命立场，而且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距离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。
年，高文华在光华电灯公司组织罢工潮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工资并要求集会、结社等权利。结果因为工人内部不团结，5月1日后不久，工厂将他们几个带头的工人开除了。
在长沙找不到工作的高文华回到益阳，到当地新办的达人袜厂做工。做了两年，他又带领工人罢工，同样没能成功，又被开除了。
被开除后，家里人不同情他，母亲也骂他，说他不该乱来，只有妻子贾琏看得开一些，她同情、安慰高文华。
年，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的他，带着妻子向别人借的几块钱和几件衣服，去长沙找老师李维汉和姜梦周帮忙。
他们觉得高文华是个可造之材，于是向党组织申请，把他派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。与他一起去的，还有省立第三师范的罗严、雷晋乾等人。
高文华那一届的所长是彭湃，毛泽民在农讲所管总务，毛泽东负责给他们讲农运（农民运动）课。同年8月，在李中和、余本健的介绍下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这年年底，高文华从农讲所毕业，组织上派他和李中和、余本健等人借道上海回湖南。到长沙后，郭亮、易礼容代表省委找他们谈话，要他们到农村去开展农运工作。
他回到家乡益阳县，担任省委农运特派员，月薪大约15元。
他在老家组建了党支部，并担任了支部书记。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，就是组织“农民诉苦灯会”。
年元宵节，高文华带领长春乡农会会员上街耍灯。农友们牵着牛，举着灯，自卫队员背梭镖，扛鸟枪，披红挂绿，打起地花鼓，唱起诉苦歌：
“不打鼓，不敲锣，听我唱个诉苦歌，……卖国贼，洋强盗，大家一起来打倒。消灭了，这些人，我们才能享太平。”
这首歌唱出了穷人的心里话，很受群众欢迎。演唱队所到之处，男女老少黑压压围成一堆，争相观看。这次耍诉苦灯，对掀起当时工农运动的高潮，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。
年9月，益阳县成立了农民协会、妇联和特别法庭。县农民协会的会长余璜，还兼任农民自卫大队长。县总工会也组织了工人纠察队，驻扎在五马坊。
县农民协会建立后，立即开展了减租、减息、退押、反贪污、反高利盘剥、取消苛捐杂税等运动。
此外，农会还领导群众，开办学校、修路、造塘坝、开荒地等农田基本建设。由于农会既抓对敌斗争，又重视生产建设，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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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文华
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，年秋，高文华感到有必要制作一面党旗了。
于是，他在县农会的办公室里，将预先用红布剪好的，一尺五寸长、一尺宽的旗面和白竹布剪出“镰刀斧头”的形状，秘密交给了当时县妇女部干事余甲男，并反复叮嘱她：
“这是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材料，交给你去缝制，一定要严格保密。”
余甲男一针一线精心缝制了益阳县的第一面党旗，高文华举起这面崭新的党旗，连声赞扬说：
“做得好，做得好！”
在这面党旗的照耀下，高文华等人在益阳县城乡继续发展党组织，举办平民学校，开办平民工厂和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激励和团结人民，去推翻旧势力，开创新世界。
二、夫妻二人双双投身革命
在这些革命活动中，贾琏成为了高文华的得力助手。她也在各项革命活动中，帮助丈夫打探消息、送情报、贴标语、发传单、管理账目等，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锻炼了意志和信念。
年11月，贾琏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年1月，她当选为益阳县妇女代表，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妇女代表大会。
为响应省委号召，她丢下未满两岁的大女儿和刚出生九个月的二女儿，走出家门，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中。
年马日事变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张贴告示，悬赏捉拿共产党。高文华被通缉，并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但他临危不惧，沉着应对，一方面将党的工作转入地下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，另一方面四处奔走，设法寻找党组织。
年3月，在贾琏的支持下，高文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，终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高文华奉命参加中央党校培训，结业后，依次担任阳夏区（今武汉汉阳）区委书记和鄂南特委书记。贾琏从益阳带着孩子来到丈夫身边，以“家庭妇女”的身份掩护党的机关和革命活动。
年12月，汉口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。高文华夫妇回到上海，按照党的指示，在中央组织部工作，与毛泽民、钱之光等人从事印刷和党中央的内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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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民
年5月，上海党组织被敌人发现，他们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。这一年的9、10月，党组织通知高文华转移到河北省委（位于天津），翌年2月接替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。
他和贾琏带着孩子，以家庭为掩护，在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三德里21号办公和居住。
高文华虽然是河北省委书记，但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商人。通过“谈生意”，和省委机关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研究、接收和传递信息。贾琏的身份是老师，暗中负责机关的财务问题。
为显示出商人家庭的富有，他们买来腊肉和蘑菇挂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装点门面。
他们的几个孩子为父母开展革命活动打掩护，一旦有鬼鬼祟祟的人接近房子，孩子们就会在屋门口玩“跳房子”，用来提醒屋里的人注意安全。在一家人的通力合作下，河北省委机关得到保护，党的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。
三、为筹措经费卖掉儿子
年5月，为了缩减开支，中共河北省委开始兼管中共北方局的工作，高文华又多了个新的职位——中共北方局书记。
当时各地党组织的经费都来自党中央，长征开始后，河北省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，日常工作的经费失去了来源。
碰巧当年华北大旱，老百姓自己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，高文华派出去筹钱的同志，自然碰了不少钉子，效果也不太理想。
因经费短缺，北方局的工作难以继续下去，很快就有关闭的风险。
贾琏每天精打细算，将家庭开支压缩再压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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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文华
高文华几天都难得吃到一顿饱饭，长期的饥饿加上过度劳累，他得了肺结核，经常吐血。因为没钱看病，只能每天喝盐水杀菌。眼瞅着丈夫日渐消瘦，贾琏心里特别着急。
她的两个女儿总是跟在身后喊：
“妈妈，我饿！”
贾琏渴望地看着墙上挂的腊肉，想着如果可以把这块肉吃了，丈夫没准能好起来，女儿也不会喊饿了。可一旦吃了这块腊肉，他们“商人”的身份可能会遭到人家的怀疑，这关系到党的工作能否继续开展，绝对不能吃掉。
两个女儿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就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捉蚂蚱烤着吃，被贾琏发现后，挨了一顿打。贾琏生气地说：
“谁让你们吃这个的？”
小女儿哭着喊道：
“妈妈，我饿！我饿！”
贾琏难受得流下眼泪，抱着她们说：
“记住，你们是商人的孩子，不能和他们一样吃这些东西。因为一旦被坏人发现，爸爸和妈妈可能会被人抓走。”
机关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，交通员没有出差费，房东天天催缴房租，有的同志已经饿得无法行动，家里已经没有一件可以拿去变卖的东西……但党的工作还要正常进行。
该去哪里弄钱呢？
为了挽救革命事业，高文华夫妇思考再三，决定卖孩子。女孩是不能卖的，旧社会坏人太多，卖女孩等于送羊入虎口。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年仅6个月的小儿子东光。
当时的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是乐亭人，他对天津、唐山等地非常熟悉，高文华托他找到唐山启新洋灰厂的一个女工。女工家里只有一个女儿，她想要个儿子。
经过商量，年秋天，王林带着贾琏前往唐山约定的交易地点。临走前，高文华心疼地摸着儿子的小脸，心如刀绞。可是能怎么办？为了党的事业，他们只能选择牺牲儿子，他们相信儿子长大后，一定会理解他们的苦衷。
孩子卖掉后，贾琏面色死灰地拿着50块大洋回到家里，她回忆起刚才签订的卖子契约：
“……卖出后，不相往来，不得探望……”
以后，还有机会与儿子见面吗？她的心里反复重复这个想法。
卖掉儿子的50块大洋是这样分配的，王林10元，李大章（负责宣传工作）10元，其余的维持了北方局整整3个月的生活。
高文华夫妇为革命卖子的事情，除了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几个负责人知道外，大部分人都不了解。
年下半年，高文华夫妇离开天津，为革命到处奔波，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孩子。
年5月，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，会议代表由南北两个代表团组成，高文华代表北方局出席会议。
会上毛主席在主席台上大声招呼道：
“廖剑凡（当时高文华还未改名）同志，请到前面来坐。”
廖剑凡跑上前，接住毛主席宽厚的手掌，激动不已。
毛主席询问他工作上的事情：
“在白区工作还算顺利吗？”
廖剑凡简要汇报了白区工作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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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
毛主席鼓励他：“大家看，这就是廖剑凡，长得又高又有文化，是一名虎将啊！”
巧的是，廖剑凡母亲姓高，于是，他将名字改为高文化。但他又觉得自己文化还不够高，于是又改了其中的一个字，叫高文华。
解放后，王林帮助他们去唐山找孩子，回来后告诉他们：
“不要去找了，找不到了。”
高文华不死心，又请唐山市公安局的同志去找，得到的回复是：
“女工一家子染上了瘟疫，都死了。”
夫妻俩将这件事埋在心底，从不跟人提起，继续为党忘我工作。
年1月，高文华被党中央派回湖南，担任省工委书记和省委书记。年，他奉中央指示撤回延安，一直转战在山西、河北等地。年湖南解放后，又重返家乡担任省委副书记……
年1月24日，高文华在北京病逝。
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，高文华殚精竭虑，出生入死，奋斗了将近70年。他死后唯一的遗嘱，就是将自己一生工作积累下来的多元积蓄交给党组织，献给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党的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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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苟日新
编辑、排版：小元
